公元582年，长安城外，隋文帝杨坚把目光投向了一片新的土地。这里将建起一座规模空前的都城网上股票配资开户，后来被称为大兴城。隋朝从581年建立，到618年灭亡，按通常说法仅存38年，却在工程建设上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记。
大兴城并不是简单扩建旧长安。杨坚迁都的考虑，既有政治因素，也有现实需要。旧长安城历经战乱，宫室残破，城内水源和居住条件也不够理想。新都城则按照全新的规划展开，宫城、皇城和外郭城层层分布，主要街道纵横交错，城市中轴线清楚可辨。
这座都城的规划者是宇文恺等人。工程于582年启动，次年基本建成，速度相当惊人。大兴城面积约84平方公里，城内道路宽阔，坊里整齐排列，皇宫位于城市北部，南北秩序十分明确。它不只是皇帝居住的地方，也是一套把权力、等级和行政效率固定在城市格局里的制度设计。
有意思的是，大兴城后来成为唐长安城的基础。唐朝建立后，基本沿用了隋代都城的格局，并在其上不断扩建。今天西安城市的一些道路和地名，仍能找到隋唐长安城的影子。严格来说，古城宫殿早已不在，但它留下的城市骨架并没有完全消失。
隋朝真正改变南北交通的工程，是大运河。
公元605年，隋炀帝杨广下令营建通济渠，连接黄河与淮河，又疏浚江南河道，使北方政治中心能够通过水路联系江南。大运河并非一次从无到有，而是把先秦、汉魏以来的旧河道重新整治、连接，最终形成一条贯通南北的水运体系。
从北方的涿郡，到南方的余杭，运河经过黄河、淮河、长江等水系，全线总长度超过两千公里。它承担的不只是运输粮食的任务，还关系到军队调动、官员往来和区域经济。江南的粮食、布帛和手工业品，可以更稳定地送往北方；北方的政令，也能借助水路更快抵达各地。
但工程背后的代价同样沉重。隋炀帝急于求成，大量征发民夫，徭役与赋税接连而来。史料中关于人数的记载并不完全一致，不能简单用某个数字概括全部劳役规模，但百姓负担过重，却是隋末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之一。运河利在千秋，修建过程却充满了当时百姓的辛劳和牺牲。
大运河至今仍有航运、灌溉和排水功能。它后来经过历代修整，逐渐形成今天所说的京杭大运河体系。隋代开凿的河段有些已经改道，有些成为遗址，但南北水运的基本格局，确实由隋朝大规模建设奠定。
与运河相配套的，是庞大的粮仓体系。隋炀帝营建东都洛阳，除了政治上的需要，也与关中粮食供应困难有关。洛阳地处中原，水陆交通便利，便于集散各地物资。兴洛仓，也常被称为回洛仓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修建。
兴洛仓不是普通仓库。考古发现表明，仓城规模很大，仓窖排列有序，承担着储存和调配粮食的功能。史书记载其储粮数量极为可观，不过古代计量单位与后世换算存在差异，具体数字应当谨慎理解。2004年，兴洛仓遗址被发掘，仓窖中还发现了碳化粮食遗存。
这座粮仓如今当然不再储粮，但它留下的遗址，仍是研究隋代国家仓储、漕运和农业生产的重要实物。大运河把粮食运来，兴洛仓负责储存和分配，两者实际上构成了隋朝财政体系中的一条完整链条。
隋朝留下的另一项工程，并不在都城，而在河北赵县。
公元595年至605年前后，工匠李春主持修建赵州桥。它横跨洨河，采用单孔敞肩石拱结构，主拱两侧设置小拱，既减轻桥身重量，也有利于洪水排泄。桥长约50.8米，桥面宽度约9米，结构简洁，却充分考虑了河流涨水时的压力。
有人问李春：“桥只要能过人，何必修得如此讲究？”
李春回答：“河水不会只在晴天流，桥也不能只为一时方便。”
这段对话未见于可靠史料，但很能说明赵州桥的工程思想：桥梁不是摆设，关键在于经得住水势、车马和岁月。赵州桥经历多次维修，主体结构仍保存至今，是世界上现存年代较早、保存较好的敞肩石拱桥之一。它并非完全未经修缮，却仍在承担通行和文化展示功能。
大兴城留下城市规划，运河延续水利交通，兴洛仓保存国家仓储的遗迹，赵州桥则把隋代桥梁技术留在现实之中。四项工程的命运并不相同，有的仍在使用，有的只剩遗址，有的则以城市格局和历史遗产的形式延续。
隋朝的问题，恰恰也藏在这些工程里。国家拥有强大的组织能力，能够迅速调集人力、物力，完成前代难以想象的建设；可一旦权力缺少节制，效率越高，造成的社会压力也越大。隋炀帝并非没有治国才能，他推动的工程有明确的国家目标，只是频繁用兵、反复征发，使建设成果尚未充分发挥，王朝便陷入了危机。
618年，隋朝灭亡。大兴城、运河、兴洛仓和赵州桥，却没有随着皇帝和国号一同消失。工程可以改名，河道可以疏浚，桥梁可以修整，遗址可以沉睡，但隋人留下的空间布局和技术经验，仍被后来的时代不断接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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